[86] 有关美浓部达吉国体护持论事件、包括美浓部达吉当年在报章上所发表的有关言论资料，可参见：長尾龍一「国民主権と天皇制」同氏前掲書『日本憲法思想史』所収　二一一ページ以下。

进而言之，当中共中央的这一政策出台以后，有关的国家机关就应当将其由政策化的东西转化为法治化的东西。为了实施这些福利项目，政府必须建立各种相应的机构和设施，制定各种标准和程序规则。

由于我国学界和实务部门并没有有关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界定，因此，我们对其构成要件的研究就没有可以借鉴的材料。⑤可见，权利诉求的社会化处理是与人们对法的挂一漏万弊端的担心联系在一起的。这便导致有些通过信访制度完成的诉求可能对于大多数社会公众并不重要，而对社会公众起决定作用的诉求常常不能通过信访制度来解决。此一构成要件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通过这一构成要件能够用相关的法关系理念构设公众诉求的具体制度。那么，作为合法化的公众诉求表达其存在的基础是宪政制度。

该条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公众诉求表达的基本概念，但其内涵可以说就是我国公众诉求表达的根本法上的依据。公众诉求的表达可以有法外与法内之分。政府立法更易偏向行政管理法内容，而非公民权利保障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程序权利难以充分实现。

（三）立法架构 行政程序法立法架构的焦点是以行为种类为主线还是以程序制度为主线来安排相应规定。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各个方面的制度完善，其中，如何提升改革过程的公正，从而让改革的结果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在凉山，这一比例是87．63％。中国应当改变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差异化发展的现状，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国家一体化推进。

其二，通过对行政过程中个人程序权利的保护，保护个人的利益，同时减少事后争议的发生，使行政本身更具执行力。程序规定通过之后，各地通过开展大规模动员、宣传、培训工作，让广大行政工作人员对行政程序话语体系由不熟悉到熟悉，也有更多民众开始了解和熟悉行政程序法。

当然，各地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也反映出当前行政管理存在的定量分析不足问题，行政的精细化管理程度不够。未经当事人发表意见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这有点像刚才Neysun提到的情况，就是陶部长说：我们有了民法、刑法，所以我们要行政法。宪法在限权方面一共就发展出了两个有效工具：一个是在国家机构间的权力配置，原则就是几家国家权力机构间有职权分工，并且彼此相对独立和制衡。

宪法宪政确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尤其涉及到那些严重侵犯公民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事情，宪法对付这种恶有一套不错的办法和经验。行政程序法本身就是为了通过法定程序束缚行政部门的手脚，其中的听证等公民参与制度就是还权于民，指向限权的法理基础，也即：权力是人民的，所以要限权。  三、国家机构能否在特别隐蔽栏目刊登豆腐干公告以满足法律公告要求？ 关于程法官和李律师说的豆腐干公告那个案子，我想讲一点点德国经验。现在的理论是说，法官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且立法者在有些细节不确定以及具体案件类型多样无法一下子穷尽的情况下会有意地留出空间，让司法者根据个案裁判，逐渐总结经验。

这里先要介绍一下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一个理想法治链索是：立法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依法行政尽了最大的力，依法裁判边解决具体纠纷边完善法律，而这里法要把宪法纳入考量范围。

首先我要谢谢梁老师和Neysun的邀请。行政法领域发展出诸多限权机制，让人民直接参与行政程序中，便是其中一个机制。

我自己有过一个经验，即十多年前我还在大学教立法学，有两位大学同学在上海卫生局法规处工作，负责起草很多地方性规章，工作压力很大。我们也存在不信任法官的普遍心态。曾经有个行政庭法官问我一个立案当收当不收的问题，具体忘记了，反正可进可出。司法必须利用法学方法论（即法律解释理论）和说理论证技术在普遍依法裁判和个案司法矫正两极之间达成平衡。  黄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其次，在上面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讲一点今天Neysun报告的主题也即行政法改革。

通俗说，要让法官在既有框架中有能动性，但又不能乱动。法律规定的公告，首先就是法律层面上的概念，而不是日常生活的概念。

相反，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用最低标准让豆腐干公告过关，其实是不服人的。其中目的解释给司法者提供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而合宪性解释又个这个空间一个最高的座标，即应该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

这一点感受和我的德国法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用共同体互动来寻找最佳的也能达成共识的法律解释方案。

然后我必须申明，我在行政法领域纯属外行，昨天我跟文旭说我不应该放在第一个评议，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宪法，还有一点点民法。如果去德国政府部门作访问，负责介绍的官员在介绍某个部门的职能框架时，大概都会这么起头：我们的基本法（宪法）第几条规定了什么，因此给出了一个什么框架，所以我们怎么作。所以，如果碰到明确不立案范围内的起诉，只能打回去，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如果随意突破法律，也是破坏法治的表现，这是一把双刃剑。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现在的有些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是正当的，这一定要说明，否则太部正确了。

每一个法律制度都是双刃剑，就像法治、宪治也是双刃剑一样，它也有弱点。如果我们要建设法治中国，因此建设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许不需要像德国人那么走火入魔，但确实需要把宪法更当回事。

其实把法官当作贼一样防，那司法根本没有出路。  二、《行政程序法》更靠近德国法还是更美国法？ 因为我们属于大陆法系，所以从立法框架看，所有重要立法，民法、刑法、诉讼法以及现在的行政程序法都是靠近法典体系，就是靠近德国式的。

但本质上宪法还是用来对付公权力滥用的。当然，正如前面已经说过，宪法视角也即限权并不等于只要限权一切就好了，限权切合人民主权以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政理念，但限权也可能打击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进入专题： 宪法 行政程序法 。我们有一个误会，认为大陆法系不需要判例，只有英美才有。后来发现根本不行，于是补充了《权利法案》，就是后来的权利修正案。我们现在的法律法治建设都是在法律比较基础上进行的，我们请外国友人进来，我们自己也走出去，我们希望拿全世界最好的经验和制度回来。

公告内容如果涉及到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那么恰当的标准要相对严格些，这就涉及到合宪性解释问题了。我也确实乐意从宪法视角谈一点对行政法改革的看法，而把对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更有针对性的内容留给另外两位同行评议。

传统说立法老大，司法是依法司法，法官不得超越，在我们这里更严格，认为法官都不能解释法律。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很过失了，原因就在于立法没法说了算，由于立法各种局限性，立法会概念模糊、矛盾和过时等等。

外国行政法方面有这个制度那个制度，所以我们也要。我们现在立案范围过窄已经成为共识，之所以这么窄的理由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正当性理由，更多是是现实性理由。